从《国家航天局商业航天行动计划(2025—2027年)》逐条看懂产业真实难点

2/6/2026, 5:00:52 PM

摘要

过去几年,中国商业航天看起来热闹非凡:企业数量快速增加,地方政府密集布局,火箭、卫星、星座计划轮番登场,资本市场也不断讨论“下一个 SpaceX”。但与此同时,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在反复出现——为什么商业航天始终跑得很慢、烧得很快,却迟迟看不到真正的商业闭环?

很多讨论习惯把原因归结为“技术还不成熟”“应用场景还没打开”,但这些解释本身并不充分。真正的问题在于,商业航天已经悄然跨过了“要不要发展”的阶段,却还没有完成向“如何安全、稳定、规模化发展”的系统转型。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《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(2025—2027年)》被正式提出。

如果仅把这份文件理解为一份产业扶持或政策利好,很容易错过它真正想传达的信息。事实上,这并不是一份写给市场看的“鼓励文件”,而是一份写给工程体系和监管体系的“问题清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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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几年,中国商业航天看起来热闹非凡:企业数量快速增加,地方政府密集布局,火箭、卫星、星座计划轮番登场,资本市场也不断讨论“下一个 SpaceX”。但与此同时,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在反复出现——为什么商业航天始终跑得很慢、烧得很快,却迟迟看不到真正的商业闭环?

很多讨论习惯把原因归结为“技术还不成熟”“应用场景还没打开”,但这些解释本身并不充分。真正的问题在于,商业航天已经悄然跨过了“要不要发展”的阶段,却还没有完成向“如何安全、稳定、规模化发展”的系统转型。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《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(2025—2027年)》被正式提出。

如果仅把这份文件理解为一份产业扶持或政策利好,很容易错过它真正想传达的信息。事实上,这并不是一份写给市场看的“鼓励文件”,而是一份写给工程体系和监管体系的“问题清单”。它默认商业航天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,真正关心的,是在未来几年内,如何避免在规模扩张过程中积累系统性风险、制造不可控后果。

换句话说,这份行动计划并没有讨论“商业航天有没有前景”,而是在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:在火箭开始频繁复飞、卫星星座走向千颗规模之前,哪些工程能力、产业结构和治理机制必须先补齐?

理解这一点,才能真正读懂政策反复强调的“安全”“标准”“平台”“可持续”,也才能看清商业航天当前真正的卡点究竟在哪里——不在概念,不在愿景,而在一条注定漫长、昂贵,却无法回避的工程化路径上。



01 行动计划本质上不是“鼓励文件”,而是“问题清单”

《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(2025—2027年)》并不是一份写给市场看的政策,而是一份明确写给工程体系和监管体系的文件。从整体语气和结构上看,这份文件并不承担“提振信心”的功能,也不试图回答“商业航天值不值得发展”这样的问题,它默认商业航天的发展已经不可逆,真正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在扩张过程中积累系统性风险。

行动计划最显著的特征,是几乎完全回避宏大愿景式表述。文件标题中对“高质量”和“安全”的强调,意味着商业航天已被纳入风险治理视角。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,政策通常优先强调“发展速度”和“规模扩张”;而当“安全”被直接写入标题时,往往意味着产业规模已经开始放大,问题的性质也随之改变——失败不再只是单次任务损失,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和系统性后果。这份文件反复强调“安全有序”和“可持续运行”,本质上是在提前应对规模化带来的不可控性。原文多次提到“加强安全监管”“提升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”“保障商业航天活动安全有序运行”,这些表述并不是针对某一次发射成功率,而是指向低轨星座、批量发射和长期运行背景下的新风险形态。换句话说,政策已经默认商业航天未来一定会“飞得很多”,而重点在于“飞得多了会不会出事”。

行动计划关注的核心问题,不是企业有没有能力做,而是现有模式是否具备长期稳定性。文件并未试图解决“谁来干”“怎么融资”这类市场层面的问题,而是集中讨论工程能力是否跟得上、监管工具是否完备、标准体系是否缺失。这表明,在国家视角下,商业航天已经进入“必须防止野蛮生长”的阶段。

行动计划真正解决的不是“发展问题”,而是“失控问题”。它并未讨论商业航天是否有前景,而是假定其一定会持续推进,并提前部署防止无序扩张、能力错配和风险外溢的制度安排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这份文件更像是一份风险前置的治理方案,而不是产业鼓励政策。它所传递的核心信息并不激进,却极其明确:商业航天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,但接下来三年,重点不在“飞得更快”,而在“飞得更稳、不出系统性事故”。



02 逐条拆解:政策语言背后的真实产业含义

第一、关键技术攻关方向:先进航天推进技术、先进卫星平台与载荷技术、通导遥一体化应用

先进航天推进技术:核心指向并不是参数突破,而是可复用火箭体系是否真正成立。在商业航天语境下,原文所说的“先进航天推进技术”,并不是指比冲、推力等单项性能指标的提升,而是指可复用火箭所需的一整套推进系统工程能力。如果只是传统一次性火箭,国内在推进技术上并不存在方向性短板;真正的难点,恰恰出现在“可重复使用”这一约束条件被引入之后。可复用要求发动机具备大范围节流、多次点火、高一致性寿命,同时还要与热防护、结构疲劳、飞行控制形成闭环工程体系。这也是为什么全球范围内,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在推进系统层面完成工程收敛。政策在这里使用“先进”而非“新型”,本身就隐含了一个判断:商业航天当前的核心瓶颈,不在“有没有发动机方案”,而在“能否支撑低成本、高频次、可复用的发射体系”。

先进卫星平台与载荷技术:重点强调单星性能密度是否足以支撑星座。原文将“先进卫星平台”与“载荷技术”并列提出,实际关注点并不在卫星数量,而在单星综合性能是否已经成为系统瓶颈。在星座化之前,卫星工程的核心问题是“任务是否完成”;而在低轨通信和组网时代,真正决定系统能力的是单星吞吐量、功耗效率、寿命和可靠性。如果单星能力不足,星座只能通过堆数量来补偿,这会直接放大发射成本、在轨运维压力以及整体系统风险。政策在这一条中并未提及“规模”或“数量”,而是强调“平台与载荷”,说明监管层已经清楚认识到:商业航天的下一阶段,不是“多造几颗卫星”,而是必须通过平台化、高集成度和高可靠性的载荷设计,提高单星的有效价值密度。

通导遥一体化应用:意味着卫星正在从“功能设备”转变为“网络节点”。“通导遥一体化应用”这一表述,本质上否定了把通信、导航和遥感作为彼此独立系统推进的发展路径。在低轨星座条件下,卫星不再是执行单一任务的孤立设备,而是运行在同一轨道网络中的节点,需要在通信传输、导航增强和感知能力之间进行协同调度。这对卫星平台、载荷集成、在轨资源管理以及地面系统提出了系统级要求。政策使用“一体化”而非“协同”,说明目标并不是简单叠加功能,而是从架构层面重新设计卫星系统,使其具备网络化运行能力。这一判断背后的现实是:如果仍按传统分系统思路推进商业星座,最终将难以支撑大规模、低时延、可持续运行的应用场景。


第二、强调智能制造、总装测试等环节建设公共技术平台

强调智能制造、总装测试等环节建设公共技术平台:这句话本质上是在承认,整星批产与一致性已经成为商业航天的系统性卡点。如果商业航天仍停留在“能不能把火箭和卫星造出来”的阶段,这一条根本没有必要被单独写出来;它之所以被强调,是因为现实已经证明,技术验证成功并不自动转化为规模化制造能力。

政策强调“公共技术平台”,是在否定商业航天长期依赖单体企业全能化发展的路径。当前很多商业航天公司在技术探索阶段采取“自己搞发动机、自己做结构、自己建测试台架”的模式,这在早期验证中是必要的,但一旦进入量产阶段,就会迅速暴露出成本高、效率低、不可复制的问题。每家公司重复建设一套基础设施,无法形成规模效应,也无法保证产品一致性。

“总装测试”被单独点出,实质上指向了工程一致性这一核心问题。没有标准化的总装流程和统一的测试平台,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批量生产,更谈不上稳定交付和成本下降。整星、整箭是否具备工业化能力,最终并不取决于单次成功,而取决于总装测试体系能否规模化运转。

国家在这里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:商业航天必须从“全能型选手”转向“产业分工 + 平台化制造”。只有当公共技术平台承接起基础制造和测试能力,企业才能把资源集中在核心差异化能力上,商业航天也才能真正从工程项目,迈入可持续的产业阶段。


第三、再次点名可复用火箭、智能卫星被点名作为重点领域

再次点名“可复用火箭、智能卫星”作为重点领域,本身就是一次非常罕见、也非常克制的政策表态。在产业政策中,通常更常见的是列出一长串方向,而不是明确点名两个具体对象;这种写法本身就意味着,决策层已经判断:在当前阶段,商业航天的成败高度集中在极少数关键节点上。

翻译成产业语言,这一表态只有一个意思:火箭和卫星,是当前商业航天唯二的“命门级技术节点”。没有低成本、可复用的火箭,所有星座规划都只能停留在纸面;没有真正工业化、智能化的卫星体系,发射再多也无法形成可持续运行的网络能力。政策在这里没有点名应用、服务或商业模式,而是回到最底层的工程对象,说明问题已经被压缩到了不可回避的核心。

在这两个节点中,火箭被反复强调,原因在于它是整个商业航天成本结构中最刚性的约束。放眼全球,可回收火箭都是一块硬骨头,即便是领跑者 SpaceX,也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工程周期:公司成立 13 年,Falcon 9 反复试验 5 年,多次发射失败,直到 2015 年才首次实现一级回收;而真正形成稳定、可规模复用的能力,已经是 2017 年之后的事情。

从整体看,这一次点名并不是扩大范围,而是在收缩战线。政策并没有鼓励“百花齐放”,而是明确告诉产业:接下来几年,商业航天真正决定成败的,只在极少数几个基础工程节点上,其余所有想象空间,都必须建立在这两个前提之上。


第四、测控、在轨避碰、离轨、空间碎片数据库等,作为重点治理能力

将“测控、在轨避碰、离轨、空间碎片数据库”等明确列为重点治理能力,标志着商业航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性转折。这一表述的前提非常明确:国家已经假定,未来低轨星座的规模一定会很大,而且由此带来的风险不再可以忽略。当星座规模达到数百甚至上千颗时,碎片规避不再是单星层面的技术问题,一次碰撞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,演变为系统性风险。

这意味着商业航天的风险属性正在发生变化。事故后果不再只由单一企业承担,责任界定、监管介入和国际协调都会被同步放大。换句话说,商业航天已经不再只是“工程技术问题”,而是开始进入公共安全和国际治理的讨论框架。这也是为什么政策在这一阶段提前把治理能力写入重点任务,而不是等问题暴露之后再补救。


第五、推动民商航天标准体系融合发展

“推动民商航天标准体系融合发展”这一条,对外行来说容易被忽略,但对内行而言却极其敏感。原因很简单:标准从来不是技术细节,而是产业秩序。它直接决定三件事——谁可以进入体系,谁必须兼容体系,以及谁会被排除在体系之外。

“权威统一、开放共享”的真实含义,是不再允许各玩各的。尤其是原文中提到的“体系架构高度兼容、弹性开放、可异构重组和系统互联互通互操作”,这并不是技术修辞,而是在为未来大型星座、多主体协同运行提前扫雷。如果没有统一标准,不同主体的星座在同一轨道空间内运行,本身就会成为不可控风险。


第六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:做强星箭制造,做大应用服务

“推进产业结构优化:做强星箭制造,做大应用服务”这一表述,直接点破了商业航天的经济现实。星箭制造是高投入、慢回报、长期亏损的环节,但它又是整个产业不可替代的基础;应用服务则具备商业化潜力,但必须建立在前者已经完成规模化和可靠性收敛的前提之上。

国家在这里给出的态度非常清楚:可以长期忍受制造端亏损,但前提是应用端未来真的能跑出来。这实际上是在为商业航天的资本结构和发展节奏定调——制造端承担“烧钱期”,应用端承担“兑现期”,二者缺一不可。


第七、拓展新业态:在轨服务、太空制造、碎片清除、太空旅游等

“拓展新业态:在轨服务、太空制造、碎片清除、太空旅游等”,并不是一份短期机会清单,而是一份远期能力清单。这些方向在现阶段并不具备规模化商业条件,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:都高度依赖在轨操作能力。

这一表述释放出的核心信号是,国家已经把“在轨操作能力”视为下一阶段航天竞争的基础设施。谁能够在未来率先掌握在轨维护、在轨服务和在轨处置能力,谁就有可能在下一轮航天产业升级中占据主动位置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看似“超前”的方向,会被提前写入行动计划。



03 回到产业本质:商业航天的真正卡点是什么?

把政策和工程现实叠加在一起,结论其实非常清晰。商业航天当前真正的卡点,并不分散,而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工程节点上。政策之所以在前文不断强调安全、平台、标准和可持续,本质上是因为这些节点一旦失效,整个产业都会被拖住。


火箭的卡点,不在“能不能回收”,而在“能不能工程化复用”

火箭回收本身已经不是分水岭,真正的分水岭是复用体系是否成立。能不能在 1–2 周内完成复飞,决定了发射频次能否拉升;发动机寿命是否工程化收敛,决定了复用是否真的降本;热防护和结构疲劳是否不再持续“吞现金”,决定了企业能不能活下来。没有 <$2000/kg 的 LEO 成本,低轨星座永远不可能商业闭环。这不是财务测算问题,而是物理约束问题:发射成本一旦锁死,后端无论怎么做应用优化,都无法抵消前端的系统性高成本。政策反复点名可复用火箭,本质上是在承认:这是商业航天最刚性的成本约束。


卫星的卡点,不在“能不能造”,而在“能不能真正组网”

卫星制造能力的提升,并不自动转化为星座能力的提升。当前的核心问题不是单星能不能下线,而是星间激光通信是否真正成熟、是否具备规模化量产条件,以及整体组网效率是否与制造能力匹配。制造能力提升 ≠ 网络能力提升。如果星间链路不成熟,卫星只能依赖地面站转发,星座就退化为“太空基站”;如果组网效率跟不上,单星再便宜,整体系统成本仍然居高不下。这种不匹配,正是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最核心的结构性矛盾。


真正烧钱的,不是某一次试验,而是“工程化收敛过程”

商业航天最消耗资金的阶段,并不发生在“第一次成功”,而发生在之后的反复失败、修正和再验证中。发动机寿命、结构疲劳、系统可靠性、一致性控制,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一次性投入解决,只能通过持续多年、不断试错来收敛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资金模式容易失效。VC 撑不起长期、高强度、低确定性的工程投入;政府项目制节奏不连续,难以覆盖系统级收敛过程;银行贷款又无法匹配“高研发、低现金流”的资产结构。在现实条件下,资本市场几乎成为唯一可行解。



结论:商业航天是一场必须完成的“时间换空间”

商业航天的核心矛盾,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话:技术成熟慢、资金消耗快、战略窗口有限。工程上,它无法被加速跳过;资本上,它无法被短期回报覆盖;战略上,它又不允许长期停滞等待。这三者叠加,决定了商业航天注定不是一条舒适的赛道。

但这是一条必须完成的赛道。从可复用火箭到低轨星座,从在轨运行安全到未来的在轨服务能力,商业航天已经不再只是企业层面的技术探索,而是逐步演化为国家级基础设施和战略能力的一部分。失败的代价,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退出,而是在关键领域失去时间窗口。

《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(2025—2027年)》真正传达的信息,其实非常克制也非常明确。国家已经为商业航天的发展方向和制度框架做好兜底设计,包括安全治理、标准体系和产业结构;但具体的工程代价、试错成本和时间消耗,并不会被政策替代,仍然必须由产业和资本共同承担。

这也是为什么,商业航天的发展逻辑,本质上是一场“用时间换空间”的博弈。谁能够更早完成工程化收敛、更早跨过规模化门槛,谁就有机会在未来的星座部署、低轨通信和太空基础设施中占据位置。时间并不站在所有人一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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